太极东堂夏少康高祖论

魏氏春秋曰：二月丙辰，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，与侍中荀顗、尚书崔赞、袁亮、钟毓、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，遂言帝王优劣之差。帝慕夏少康，因问顗等曰：“有夏既衰，后相殆灭，少康收集夏众，复禹之绩，高祖拔起陇亩，驱帅豪俊，芟夷秦、项，包举㝢内，斯二主可谓殊才异略，命世大贤者也。考其功德，谁宜为先？”顗等对曰：“夫天下重器，王者天授，圣德应期，然后能受命创业。至于阶缘前绪，兴复旧绩，造之与因，难易不同。少康功德虽美，犹为中兴之君，与世祖同流可也。至如高祖，臣等以为优。”帝曰：“自古帝王，功德言行，互有高下，未必创业者皆优，绍继者咸劣也。汤、武、高祖虽俱受命，贤圣之分，所觉县殊。少康、殷宗中兴之美，夏启、周成守文之盛，论德较实，方诸汉祖，吾见其优，未闻其劣；顾所遇之时殊，故所名之功异耳。少康生于灭亡之后，降为诸侯之隶，崎岖逃难，仅以身免，能布其德而兆其谋，卒灭过、戈，克复禹绩，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，非至德弘仁，岂济斯勋？汉祖因土崩之势，仗一时之权，专任智力以成功业，行事动静，多违圣检；为人子则数危其亲，为人君则囚系贤相，为人父则不能卫子；身没之后，社稷几倾，若与少康易时而处，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。推此言之，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。诸卿具论详之。”

《魏氏春秋》记载：二月丙辰日，皇帝在太极东堂宴请众臣，与侍中荀顗、尚书崔赞、袁亮、钟毓、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一起讲读经典，于是谈到了帝王之间的优劣差异。皇帝心中仰慕夏帝少康，就询问荀顗等人说：“夏代已经衰落，之后帝相死亡，少康聚集有夏余众，兴复夏禹的伟绩，汉高祖从田间兴起，指挥天下豪杰，灭秦氏、诛楚项，一统天下，这两位帝王可以称得上有过人的才能和谋略，是知名当世的大贤。考究他们的功业和德行，谁应当更优秀呢？”荀顗等回答说：“天下的权力，是上天授予帝王的，圣德之人顺应期运，然后能够受之天命，开创大业。至于凭借前人的基业，恢复往日的功绩，成就功业与当时的形势有关，难易程度有所差别。夏少康虽然在功业和德行上有美好的声誉，但他仍是中兴朝代的帝王，可以与世祖光武帝同属一类，至于汉高祖，臣等认为他比少康更优秀。”皇帝说：“自古以来，帝王的功业、德行和谈吐、举止，在相互比较之下，有高低上下的差别，不一定开创大业的帝王全都优秀，继承前人基业的帝王就都低劣。商汤、周武王、汉高祖虽然同是受之天命的帝王，但他们的德行和才能在资质方面，让人觉得差别很大。夏少康、殷太戊有中兴朝代的美好声誉，夏启、周成王遵循先王法度而享有盛名，衡量他们的道德品行，比较他们实际的功绩，与汉高祖的功德相比较，我只看见他们比汉高祖优秀，不曾听闻他们比汉高祖低劣；只是因为帝王所处时代的不同，所建立的功业存在差别罢了。少康降生在帝相亡国之后，屈身作为有仍氏、有虞氏的属吏，历经艰险，只是侥幸存活，后来他能够广施恩德，从而使初始大计稳妥可行，最终在过击败了浇，在戈消灭了豷，兴复夏禹的功绩，郊祀始祖以配祭天神，使典章制度不再遗失，倘若没有高尚的品德，广博的仁爱，难道能成就这样的功勋吗？汉高祖趁机在秦朝崩溃覆灭的局势下，凭借一时间的权力，仅是纵任智谋勇猛成就大业，举动行为，大多违背圣人的准则；作为儿子多次使父母妻儿陷入危难，身为帝王却囚禁贤相萧何，作为父亲又不能在战乱中保护儿女；身故以后，汉氏江山几度倾危，倘若与少康互换时代而存身处世，或许汉高祖不能兴复夏禹的功绩吧。由此推断，夏少康应当在上，汉高祖在下。还请诸位爱卿详细探讨这个问题。”

翌日丁巳，讲业既毕，顗、亮等议曰：“三代建国，列土而治，当其衰弊，无土崩之势，可怀以德，难屈以力。逮至战国，强弱相兼，去道德而任智力。故秦之弊可以力争。少康布德，仁者之英也；高祖任力，智者之俊也。仁智不同，二帝殊矣。诗、书述殷中宗、高宗，皆列大雅，少康功美过于二宗，其为大雅明矣。少康为优，宜如诏旨。”
译：第二天（丁巳日），讲读已经结束，荀顗、袁亮等讨论说：“夏、商、周三代建立国家，以分封土地的制度治理天下，当国家衰败的时候，没有崩溃覆灭的局势，可以广施恩德使人心怀感激，很难动用武力使人屈服从命。到了战国时期，实力强大的诸侯兼并弱小的诸侯国，背离道德仁义而纵任谋略权术。因此在秦朝衰弊之时可以用武力来争夺天下。夏少康广施恩德，可谓是仁人中的英雄；汉高祖凭借众将之力，称得上是智者中的俊杰。仁人与智者并不相同，两位帝王的确存在差别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记述了殷中宗太戊、殷高宗武丁，他们被列入才德高尚者的行列，夏少康的功绩和美德超过太戊及武丁，他有大雅之才是很明显的。夏帝少康比汉高祖更优秀，应当如同陛下圣谕。”

赞、毓、松等议曰：“少康虽积德累仁，然上承大禹遗泽余庆，内有虞、仍之援，外有靡、艾之助，寒浞谗慝，不德于民，浇、豷无亲，外内弃之，以此有国，盖有所因。至于汉祖，起自布衣，率乌合之士，以成帝者之业。论德则少康优，课功则高祖多，语资则少康易，校时则高祖难。”
·崔赞、钟毓、虞松等讨论说：“少康虽然积累功德仁爱，然而承继先祖夏禹遗留下的德惠恩泽，在内有有虞、有仍氏的支持，在外有遗臣靡、臣女艾相助，寒浞为人邪恶奸佞，对百姓不施恩德，浇、豷没有亲信，内外之人都背弃他们，因此少康能中兴夏代，大概有这些方面的原因。至于汉高祖，平民出身，率领一时聚集的将士，成就了帝王的大业。衡量德行则少康优秀，考查功绩则高祖更多，分析条件则少康容易，比较时局则高祖更难。”

帝曰：“诸卿论少康因资，高祖创造，诚有之矣，然未知三代之世，任德济勋如彼之难，秦、项之际，任力成功如此之易。且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汉祖功高，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。且夫仁者必有勇，诛暴必用武，少康武烈之威，岂必降于高祖哉？但夏书沦亡，旧文残缺，故勋美阙而罔载，唯有伍员粗述大略，其言复禹之绩，不失旧物，祖述圣业，旧章不愆，自非大雅兼才，孰能与于此？向令坟、典具存，行事详备，亦岂有异同之论哉？”于是群臣咸悦服。
皇帝说：“诸位爱卿谈论少康中兴夏代，凭借的是前人基构，汉高祖开创汉氏大业，却是平地起家，你们说的在理，然而我不知道在夏、商、周的时代，如少康那样假借德行成就功勋是多么的困难，而在秦氏、楚项时期，像汉高祖这样凭借武力夺取天下又是多么的容易。而且上古帝王首先树立德行，其次建立功勋，汉高祖虽功高盖世，但不及少康享有品德高尚的美名。何况仁者一定果敢刚毅，诛除凶暴必定动用武力，少康勇武善战的威名，难道一定在汉高祖之下吗？只是《夏书》佚失，旧典残缺，因此功勋美誉阙略而未能载入史册，仅有伍员简略地述说概要，提及少康兴复夏禹的功绩，使典章制度不再遗失，效法先祖光大帝业，使旧代经籍校勘无误，倘若不是德行高尚兼具才能的人，谁能够有少康这番作为呢？假使三坟、五典都保存完好，帝王的举动行为记载详细，难道君臣间还会有意见不一致的讨论呢？”于是群臣都对曹髦的话心悦诚服。

中书令松进曰：“少康之事，去世久远，其文昧如，是以自古及今，议论之士莫有言者，德美隐而不宣。陛下既垂心远鉴，考详古昔，又发德音，赞明少康之美，使显于千载之上，宜录以成篇，永垂于后。”帝曰：“吾学不博，所闻浅狭，惧于所论，未获其宜；纵有可采，亿则屡中，又不足贵，无乃致笑后贤，彰吾暗昧乎！”于是侍郎钟会退论次焉。
中书令虞松进言说：“少康的事迹，距今已经很长时间了，记载内容含糊不明，所以从古至今，谈论他的人寥寥无几，他的美好品德被隐没而未能得到宣扬。陛下您既能关注年代久远的文献，考查古代十分详尽，又句句掷地有声，为夏少康彰明他的美德，使他的声名在千年之后得以显扬，应当记录后整理成文章，永世留传以示后人。”皇帝说：“我的学识不够渊博，见识贫乏，还担心自己的言论不符合道理；即使有可取之处，诸位爱卿也能料想的到，又算不上是至理名言，岂不是使后世贤人讥笑我，显出我的愚昧吗！”于是在讨论结束后，侍郎钟会将议论记录编次成文。